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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

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的决策权范围可以通过村民会议制定的自治章程固定，但村民会议有权通过修改章程或作出临时决议改变前者的决策权范围。在国外理论界，20世纪后半期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以及各国制度改革上的回应已经初步打破了代议民主一统天下的神话，重新肯认了民主的参与本性，确定了民主和参与之间的理论正当性和制度正当性。

博丹、霍布斯及卢梭均为这一时代任务所困扰并将各自的理论重点聚焦于这一任务，他们共同完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主权论证。共和民主在国家民主的模式竞争中确定性地输给了代议民主，但是在基层治理特别像中国的村民自治这一级，共和主义取向的民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表现出相对于代议民主的优势。该理论从参与式民主理论中提炼出参与原则，从协商民主理论中提炼出协商原则，并从参与原则和协商原则中共同提炼出权力的公共性原则。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有著名的参与民主理论家将经济民主作为参与民主的典型领域。在该书中，密尔在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在该章结尾处，密尔得出结论认为：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的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

[28]但实际上，二者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因此，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艺术与政治分享着共同的社会基础，甚至，在现代日益世俗化的政治也被古希腊哲人奉为一种艺术。（四）引入民间机构监督网络治理具有一定开放性，但政府部门容易固守于行政系统而畏惧与民间交流，导致误会与隔阂加深。

第三，上级行政部门的专业政策出台。众所周知，运行规范的企业都引入了独立的民间或第三方审计核算，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却缺乏监督，会造成监督不清晰和清理不彻底。省政府或市政府出台文件，下级政府随之制定文件。从复杂网络管理来看，我国政策清理只关注上下关系的理顺，而对地方政府间、行政部门间政策的整合未予关注。

以春运为例，涉及铁路、公路、民航、水路交通和疏导指挥部门及各地政府，若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继续各行其道明显欠妥，必须将铁路纳入大交通运输系统中形成职能统筹协调。不合理政策的存在误国误民，民意表达渠道应尽量畅通。

现代则需要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度，保障政府在服务中平等面对所有公民（二）可免责的政府公共警告信息失真政府公共警告信息失真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信息错误，二是信息不准确。值得说明的是，在对第三人过错或受害人自己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上，如果损害之发生是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和受害人自己的行为或第三人行为共同造成的，则要根据各责任人的过错大小，分担责任。政府在应对消费风险时通常会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消费警示信息，以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但公共警告侵权责任的认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信息的错误与准确与否。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信息形成于法有据、程序正确，即使发布的信息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另外，即使不考虑外部的不可分性这一点，由行政机关与企业经营者对消费品致人损害的连带责任，在此种情形下，行政机关的超额负担求偿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并非真正的侵权者。台湾著名公法学者陈敏教授认为：所谓之‘不法行为，系指公务员对人民执行职务行政公权力之行为，违反有效之法规范才而言[19]。

民法中设立连带责任之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债权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是建立在外部的不可分性、内部的按份责任和超额负担责任者求偿权的基础上的。（一）行政作为侵权责任认定之一般在我国，行政作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采用违法归责原则，即以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性为判断标准，而不考虑公务人员有无过错。

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行政不作为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应遵循按份责任原则。在此种情形下，因质量监督机关公布抽检结果而造成该生产经营者造成的利益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原因力是责任大小的基本判准，至于担责之性质并不能改变原因力所形成的责任的内在划分，在原因力可分之情形下，不能嫌贫爱富，让富有的人承担超过出应承担的份额，而让贫穷者减轻责任份额，担责能力与应负责任是两个概念，不应当因责任主体的担责能力小而减轻其责任份额。非真正的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具有选择责任承担者的自由。在政府公共警告过程中，行政不作为主要是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的规定，未发布或及时发布政府公共警告信息，从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之情形。

四是发生了损害结果，这种损害结果具有确实性，既包括实际损害也包括预期利益的丧失，但不是定推定的、主观想象的、虚构的损害。另外，进入21世纪以来，计算机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般而言符合以上三大要件就可认定公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二是先定义务，即行政机关有作为的职责。

从机构类型上看，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和政府公共警告发布机关属于行政主体，是广泛上的具有危险防止义务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对公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该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与职权的行使有着关连性，它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作出的，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是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那么国家就没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因个人行为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的，由该个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行政不作为产生的责任能否类推适应民法的连带责任制度则需详细分析。3、受害人或第三人过错致使信息失真信息失真是由于第三人过错或受害人自己行为造成的，那么由此而产生的损害，行政机关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从责任的类型上看，责任又可以分为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必须要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赔偿责任。

与《民法通则》相较，《国家赔偿法》是新法、特别法。在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客观上无法得到正确或准确的政府公共警告信息，如果要求行政机关对其发布的在根源上就已失真的公共警告信息承担法律责任，显然不甚妥切。

实际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作为亦可能产生侵权。（二）政府公共警告行政不作为的责任认定认定行政不作为的责任首先必须明确其构成要件。

根据法的效力等级规则，即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民法通则》第121条实际上已失去效力。（二）是否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之上位概念，它起源德国民法，由德国学者阿依舍雷提出，后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

发布的信息即使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行政除了提供福利之外，还负有保障国民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整备生活环境，管理社会风险的职责。狭义上的违法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广义上的违法是指违反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创见，但在消费安全事件中能否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实存商榷之余地。

行政机关对其不作为导致的损害应承担责任当无疑问，至于赔偿责任的认定及范围则有必要澄明。对于消费品的安全性能，行政机关往往需要通过行政调查或借助其它科研机构的检测、分析才能知晓。

这对行政机关来说是一种十分不公平的责任承担，亦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侵害。消费安全事件中的损害结果往往是在多种因素下形成的。

三是行政预警信息未发布或未及时发布。产品制造者是最了解其生产的产品基本状况的，行政机关能否取得全面、真实、准确的产品安全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配合。